近期的外资公募圈有点“热闹”。
日前，多家外资巨头再度为其在华机构“输血”，如联博基金、富达基金先后宣布完成新一轮增资。四度增资、七轮加码，真金白银地持续“输血”背后，是外资公募高管团队频繁更迭、机构规模与业绩显著分化等问题持续凸显。
据最新统计，9家外商独资公募已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由合资转独资的机构凭借深厚本土积淀优势较为明显，摩根基金规模超2300亿元；而贝莱德、富达等6家新设机构则陷入“规模洼地”，近半数机构管理规模不足50亿元，甚至有的机构仅为数亿元。
在业内看来，外资公募普遍面临的“水土不服”与战略摇摆似乎尚未解决，但在中国市场展业五年，部分机构正逐渐告别“拿着全球品牌讲故事”的阶段，以差异化创新适配国内激烈的资管竞争，探索破局新路径。
增资不停，高管“走马灯”
联博基金近日宣布完成新一轮增资。公告显示，经股东联博香港有限公司决定，联博基金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亿元增加至6亿元人民币；该机构是由联博香港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本次增资后，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据第一财经查阅企业工商变更记录以及历史公告，联博基金自2021年9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完成四次增资，注册资本从原本的1亿元增至2023年10月的2亿元，再到2024年5月的3亿元，随后于去年3月增至5亿元，如今进一步提升至6亿元。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也显示，5月25日，富达基金的注册资本金由2亿美元增至2.18亿美元。这是这家外资公募自2021年5月成立以来的第七轮注资，但增资金额不断减少，从前期的3500万美元、3000万美元、2200万美元到如今的1800万美元。
再往前推一个月，施罗德基金在4月中旬完成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从5.03亿元增至5.98亿元人民币，其上一次增资发生在2023年8月。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当前正推进公募业务转让事宜，拟将三只基金的管理职能转移至路博迈基金。
事实上，几乎大部分独资公募在近年来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本补充动作。例如路博迈基金、贝莱德基金成立至今均经历了5次增资，前者的注册资本金从最开始的1.5亿元增至6.7亿元人民币；后者则从3亿元增至14.5亿元人民币。
一边是股东持续真金白银“补血”，另一边，外资公募本土化磨合的阵痛持续显现，核心高管高频更迭成为行业常态。以富达基金为例，5月28日公告显示，公司原总经理孙晨因个人原因卸任，此时距其去年5月上任仅一年有余，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培文代任该职位。
拉长时间线来看，富达基金的董事长岗位也频繁变动，该公司于2023年4月正式发行首只公募产品，运营至今已变换了三任董事长，几乎保持“一年一换”的更迭节奏。贝莱德基金的人事波动同样突出，展业五年间先后经历两任董事长、三任总经理。
差距不断拉开
自2020年4月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来，海外金融机构持续加速布局中国市场。据第一财经统计，截至目前，境内外商独资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共有9家。
其中，贝莱德基金、富达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联博基金、安联基金是由外资巨头申请成立新公募基金公司；而宏利基金、摩根基金和摩根士丹利基金则是合资公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成为外商独资公募。
整体而言，外资独资公募在国内展业已有五年时间，不同机构之间已拉开明显差距。相较而言，合资转独资机构的优势更为显著。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摩根基金的基金资产规模超过2319亿元，在9家外资独资公募中稳居第一；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分别达到1144亿元、305亿元，同样稳居前列。
相较之下，6家新设外资公募规模整体偏小，且分化明显。其中仅路博迈基金、贝莱德基金规模突破百亿元，分别为145亿元、110亿元；富达基金规模不到45亿元；施罗德、安联、联博规模均不足18亿元，联博更是仅6亿元左右。这些机构合计规模为336亿元，不仅与本土头部公募动辄万亿级的体量相去甚远，甚至不及一家中型本土机构（行业中位数为第82名590亿元）。
规模分化的背后，是外资公募本土化适配的多重困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业人士表示，国内外市场环境与投资者理念存在一定差异，且公募基金同时面向零售和机构投资者，无论是考核周期还是客户“忍耐度”都更“卷”，因此市场对外资机构“水土不服”的担忧一直存在。
“大部分内资基金公司在过去数十年中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产品线，在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上有着丰富经验和业绩口碑，在渠道建设以及对国内投资者偏好的认识上也有较为深厚的积累。”一位基金行业分析人士也有类似看法。
他进一步表示，虽然大多数外资基金公司可能在投资框架、海外投资经验和国际视野以及组合风险管理上有一定优势，但能否利用这些优势在中国成功构建起适配的投资能力、本土品牌影响力，仍有待时间验证。
接下来拼什么
事实上，差异不只体现在公司规模上，也体现在产品表现与货架能见度上。
以6家新设外资公募为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合计61只基金产品（仅计算初始基金，下同）中，77%的年内回报不足5%。有9只年内回报超过10%，最高的是施罗德中国动力A，年内回报为28.9%，富达传承6个月A则以-11.51%的同期表现垫底。
反观3家合资转外资机构，在其240只产品中，有81只的年内回报超过10%，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最高的是宏利景气领航两年持有，年内回报超过88%。放眼全市场，目前有15只基金产品的年内回报在90%以上，其中华商均衡成长A、财通多策略福鑫实现翻倍，年初至今的累计回报超过101%。
“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机构，市场竞争最终还是看业绩。”华南一位基金业人士表示，尤其随着近年来经济、政策环境日趋复杂，市场不断分层，需要充分本地化的投研布局才能获得超额收益。此外，背后的渠道支持也至关重要。
在业内人士看来，合资转独资的外商独资公募是中国基金市场的老品牌，在管理、投研、渠道等方面充分本土化，在产品线、市场占有率、投资者辨识度等方面有一定的积累。而新设立的公司，能够展现的实力有限；加上核心管理层稳定性不足，也让公司战略落地、业务发展难以形成长期连贯性。
“公司与股东之间实行业务隔离制度，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基金的投资运作，但它们的多元业务布局和国际化视角等，能赋能团队投研。”某外资权益基金经理也表示，在基金薪酬改革之前，公司在基金经理的业绩评价中就更重视长期业绩考核和风格一致性，以培养基金经理的长期视角。
不过，经过不断摸索尝试，部分外资公募机构已逐渐聚焦自身优势的差异化布局。例如富达基金在去年发行了养老目标基金，路博迈基金旗下一只资源精选主题产品的规模已经超过23亿元。
在一位外资公募高管看来，差异化路径在于“引入型创新”，将海外成熟的方法论落地中国，例如买方投顾、生命周期养老管理等；同时也要秉持创业者精神，适配国内“卷”性市场，在本土化竞争中锤炼战斗力。
“目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仍然很高，部分长线基金已经真金白银地投入进来了。”一位外资机构研究主管告诉第一财经，海外机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近来有所增强，外资公募也有连接中国与全球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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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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